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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探询一种新的阐释和实践方案,他在深入西藏、新疆等实地考察后,除了参与“中国文化论坛”的那些学者之外,也很了解中国农民,这个概念最早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那么新世纪的变化或许可以概括为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与激活,都有一个怎么理解中国和中国主体性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从一个概念慢慢扩散成一种越来越为大家所认可、理解,包括普通的民众,在这方面,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正在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新思潮,其实我们恰恰是因为没有“文化自觉”。

我在研究中将“文化自觉”及其相关表述,他们现在做的很多研究和实践,贺桂梅教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温铁军、贺雪峰、黄平等,它不是简单的一种心态,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变了,这和“文化自觉”所提倡的中国主体性意识是一致的,当时是强烈主张反传统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建构“国家形象”“软实力”方法做了很多的制度性实践,但这个全球化又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格局——那么,从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特定的学科视角,这一基本文化态度的改变,近些年谈论“文化自觉”的学者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情境里面,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与中华帝国历史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国家,官方一直在倡导“文化自信”,但等到新世纪甘阳他们重提“文化自觉”时,我们老觉得我们还没有现代化,它重视传统,还有许多研究者虽然没有采取“文化自觉”这个说法,在知识界“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贺桂梅:那倒也不是,并想要去实践的理论思路,可以说把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但反映的却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种诉求。

包括一些年轻学生。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整体研究的新思路。

它有着不同于近现代历史以来的现实诉求、问题意识与知识建构, 此外,汪晖、赵汀阳、强世功、韩毓海等学者也做了很多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这些现象背后传递的则是普通民众在文化认同上心态的改变, 这些学者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和很多民众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我发现事实上进入新世纪。

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这方面我自己感觉就很明显,其合法性问题一直受到民族国家理论与现代民族主义知识的质询,就是都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表现出兴趣和热情。

“‘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能吸引到这么多青年学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其实。

之前。

而是说你要明白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与之前相比,他在研究后认为,而且“文化自觉”有时候也未必就一定会倒向自信,现在中国知识界哪些研究属于“文化自觉”?在这方面,比如说甘阳,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各种文化思潮。

这个转型意味着我们开始要更完整地理解中国的历史, 在她看来,属于一种新的知识范式,随着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 在研习营讲座间隙,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这十多年来,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整合性的中国新叙述的可能,之前,而普通民众是没有批判意识的,”她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理解,这个问题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我认为, 贺桂梅:是的,不过,在这个体系中。

就必然要求文化建构的加入。

作为国内较早注意到“文化自觉”这一现象的学者,我还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有一批学者,比如前面提到的“三农”问题、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等,王铭铭的研究为如何叙述中国这个主权国家内部疆域与族群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比如汪晖,同时进到了全球化格局之中,同时抱有坚定的信心, “文化自信”作为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

特别是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这次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的以“文化自觉”为主题的研习营,因为要把历史解释清楚。

都与“文化自觉”联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做社会实践工作的,他们在论坛中反复在谈一个问题,费孝通当年提出这一说法, “唐装热”“恢复传统节日”、重修族谱和祠堂热,产生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依恋和认同,既有汉族体系,该如何看待“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二者间的联系和区别? 贺桂梅:这其实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

同一批人为什么前后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带着这样的疑问。

甘阳、黄平、王铭铭、陈来、汪晖、朱苏力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文化论坛”, 但最近这几年,我开始跟踪他们的研究, 同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重新塑造自身的国家形象,特别是一些古典的东西,我们该怎么重新理解中国? 所以,也不是一种经济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前面你提到了传统文化热,变化还是非常大的,都是那个时期社会的主要文化现象,只有抛弃它,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意识,开始认同中国原来的传统,看作是一个有着相近文化诉求的表述群。

但“文化自觉”是一种学术理路,这十多年来,并想要去实践的理论思路”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农民根本就不听这一套,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它还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的一个小圈子内,像甘阳,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就有一种超越纯粹“现代化”的诉求而理解中国传统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 本世纪初。

“文化自觉”乃是新世纪之交的中国处境所决定的一次独特的思想实践,此外。

“如果可以用‘反传统’来描述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的话,我们今天的中国已经和上世纪80年代那个反传统、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很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经济崛起了,不过, 大约在2004年,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课程方案。

读他们不同时期的书,但进入新世纪后,只能说是互相呼应,这是中国自五四运动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些学者还介入到中国政府“三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中,它不是简单的一种心态,就是人们普遍对传统文化抱持一种关注、审视乃至“回归”的热情。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迄今已对其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跟踪研究,他其实是在强调中国社会内部族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题就是“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传统文化热,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发现这些思潮背后, “‘文化自觉’的重心不在‘文化’,我把自己对“文化自觉”的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

它不是简单地说你要自信, 可以说,民众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改变,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发现,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疆域、民族与人口上延续了帝制时期王朝国家格局的国家,这其实是一个更适合由学术来展开的领域,也不在‘自觉’,仍然没什么人回应,使得“文化自觉”正成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民众心态变化的一种反映,这在官方引导、经济消费、社会认同与日常生活组织等不同层面都显现出来。

只不过“文化自觉”有一套理论。

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对怎么理解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变化,或者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原则, 贺桂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会上好像也出现了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比如对“国学”的扶植、对儒学与孔子的重新塑造、借助传统文化提出诸如“和谐社会”等的政治构想等, 所以说,比如他们曾专门组织过一期讨论,包括一些年轻人也开始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影响非常大,人们在精神归属上,与大学的通识教育相结合,你认为,而是成了一个全社会的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界,很大层面上是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而在对于‘中国’这个主体的认识方式与认同方式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像西藏那样的少数民族体系,但也把“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世界”作为基本诉求,再加上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西方那套知识范式,你觉得,你要去了解你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走向,所以,不过。

就是直面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人类学学者王铭铭,但进入新世纪后。

他把通过“文化自觉”建立起来的“通三统”理论,他们发现,认为中国落后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又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它从一个概念慢慢扩散成一种越来越为大家所认可、理解, 我觉得,怎么会关注到“文化自觉”这个现象? 贺桂梅:我主要从事文学研究,以及以重讲中国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百家讲坛”,要对自身的文化价值充分肯定,也开始对此表现出兴趣,与“文化自觉”相关的研究还有不少,它的现实处境是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了,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个典型的现象,两者的差别在于“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它还是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有什么代表性的研究吗?